2017年是“十三五”的第二年，是陕西省经济战略布局与追赶超越的关键之年。当前，陕西省经济总体向好，但效率较低、现代要素支撑不足、生态压力日趋增大、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依旧突出。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追赶超越，建议从“制度政策布局、创新要素集聚、新增长极培育、既有短板补缺”四个方面深化改革，谋求陕西省经济发展新突破。
构建“板块功能” 搭建“蓄才金池”
扣紧三秦特点，布局制度政策，引领思路转变。制度顶层设计是经济快速平稳运行的基本保障，科学连贯的制度改革深化是经济“新红利”涌现的活力源泉。陕西省原有人口红利、资源等经济发展前期红利正在逐渐消失，如何转化和培育“新红利”是决定陕西省经济能走多远、能走多好的重中之重。
首先，把握三秦本色，利用区域结构特点构建“板块功能”。通过宏观经济政策，引领“关中高新技术、陕北高端能化、陕南绿色产业”的经济格局，形成区域产业集群高地。发挥关中科技教育、高新技术、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、国防科技等优势，着力延伸陕北能源化工产业链、发展高端能源化工产业，挖掘陕南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绿色产业潜力。
其次，优化人才结构，利用多重激励手段搭建“蓄才金池”。针对“关键少数”，切实贯彻省委“三项机制”，充分发挥给名誉、得实惠、重晋升的激励机制，为创新者、担当者、实干者提供容错纠错的保护机制，为经济发展提供领导人才支撑。针对“基层多数”，尽快构建基层干部福利保障机制，充分激发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治理基石的作用，逐步实现体制待遇与行政身份对称，切实促进薪资待遇与绩效水平衔接，畅通拓宽职级晋升与干部遴选渠道。同时，保障基层组织干部的权利、分配和机会公平，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。面向“高端人才”，全面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户籍限制，提供适宜的工作、居住、社保待遇，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撑。
建设“现代大农业” 布局“现代重工业”
引入现代要素，加速整合创新，升级农业和工业。依靠自然资源简单堆砌，形成效益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落伍，陕西省一产不强、二产不优的发展瓶颈逐渐凸显。科学把握资源禀赋特点，通过科技创新、管理要素的引入，推动农业、工业的改革升级，形成核心竞争力集合，培育系列优势产品，是陕西省实现经济弯道超车的重要途径。
首先，充分整合创新,建设“现代大农业”。以杨凌现代农业为范本，创新和扩散现代农业模式，形成陕西省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理念。依托农业院校科研创新能力，结合各地一线生产实践经验，把握农业发展市场行情，着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。通过核心技术形成与转化，形成现代大农业的特色产品和主导市场，争取重要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。依据省情加快探索农村土地有偿退出机制，合理规划农村土地用途，实现农村土地多功能高效利用，为“现代大农业”的建立奠定基础。
其次，基于陕西特色，布局“现代重工业”。以能源、化工、军工、制造为主线，设立重大攻关课题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，提高工业自主创新能力，孕育新的主导技术。以西交大、西工大、西电等传统工科院校为核心，建立协同创新体系，整合科技创新要素，为第二产业升级提供支撑。组织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进行“一条龙”式协作配套，逐步形成“体系开放、政府主导、军民互动、产业集群、要素流通、高度分工”的军民结合、寓军于民的产业格局，协同提高经济创收能力和装备工艺能力。
打造“一带一路中心区” 构建“全域旅游市场”
把握历史机遇，做实比较优势，培育绿色增长极。伴随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新一轮“西部大开发”战略的实施，陕西省到了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、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的发展窗口期，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，形成新的“绿色增长极”。
首先，依托地缘、区位优势，打造“一带一路中心区”。立足西部、向西发展、辐射西方，筹备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，围绕能源构建能源交易与结算、能源金融与期货市场；打造金融、物流、使领馆、文化交流、商贸五大中心；借助西安浐灞中亚使馆区设立机遇，与中亚五国商谈产业园共建项目，为陕西省民企进入中亚创造条件。
其次，借助自然、文化资源，构建“全域旅游市场”。整合省内文物遗产和自然景观，以及以延安为代表的红色旅游资源，做强陕西省“自然与历史博物馆”这一旅游名片。在全国率先提出、申请并建立秦岭水源湿地国家公园、黄河地质地貌国家公园等“国家公园”，逐步形成省、市、县级公园管理体系，构建省内全域旅游市场。围绕“历史文化观光、生态旅游度假、国家公园探索、红色革命教育”四大旅游板块，依托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沿线布局旅游线路、优化旅游交通线路网，使粗放的“旅游点”逐步连通为精致的“旅游带”。
实现“城乡一体化” 与“治理结构现代化”
借力深化改革，补齐发展短板，实现结构均衡。陕西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协调经济、社会、资源环境三大体系，围绕“五个坚持”逐步使经济结构中的短板得以补齐、优势实现互补。
首先，通过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，实现“城乡一体化”。转变观念，跳出传统城乡分割的“二元社会”思维，创新发展陕西小城镇化模式，将财权、人权和事权下放，释放小城镇聚集作用。城乡联动，加强城乡资源配置顶层设计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突破口，积极调整和推动土地流转及有偿退出机制，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。根据不同类型农民的需求制定科学有序的推进策略，设立城镇化“种子”基金，用活PPP模式吸引更多外部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，创新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。
其次，通过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和市场化，实现“治理结构现代化”。依靠市场化条件和信息化手段，准确识别陕西省经济的优势与短板，确保省内各种优势产业与行业加速发展形成经济效益，加快对短板行业和产业的整合淘汰。健全“产权保护”体系，履行政府治理主体义务，提升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，促进科技成果孵化效率，加速创新经济步伐。借助城镇化和产业升级，依托陕西省相对完备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，打造“现代工匠”梯队，为“新人口红利”释放奠定基础。发挥政府“种子基金”作用，建立政府与企业的“委托—代理”关系，支持省内各类企业走出去，整合全国以及全球力量助力陕西省经济发展。
注：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计与可持续发展研究：市民化的核心问题及对策研究”(15ZDA048)阶段性成果。原文刊登于6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，链接为http://orig.cssn.cn/glx/glx_yc/201706/t20170627_3561533.shtml。
